心理导读:女学者和男学者们都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统治关系社会(男性统治、战争和强人统治的家庭和国家形式)是一种高级秩序——简直就是“文明的标志”。毫不奇怪,这种观念也影响了对考古证据的解释,这些证据本来说明导致史前向统治关系社会组织过渡的,不是不可避免的进步,而是游牧部落从地球干旱的偏远地带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www.psy898.com
一夫一妻制是社会的进步吗
读着古希腊神话,有时我不禁会想到,不知是那时的神话作者善于进行悲喜剧式的嘲弄,还是他们也像某些现代艺术家一样,不过是在“依样画葫芦”一根本没有考虑他们所创作的故事或形象的真正意义。比如宙斯(Zeus)强奸欧罗巴(Europa,这个古老的名字既代表女神也代表那片土地)的希腊神话,就具有政治评论的性质,类似于现代卡通揭露那些至今仍将权力等同于暴力统治的男性。也许在古希腊时期,进行政治讽刺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在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也看到过这种政治讽刺,他居然敢在《吕西斯特拉特》中拿当时已成家常便饭的战争开玩笑)。不过从考古学证据来看,对史前那些导致西方文明大转弯的人冷嘲热讽,一点不起作用,或许还会带来灭顶之灾。因为对那些人来说,暴力统治一不论是男性对女性、男性对男性、部落对部落,还是国家对国家一不是人类可悲的失败,而是制度化的、光荣的,甚至神圣的,男子汉就应该这样生、这样死。
为了重现这种统治关系的生活方式如何毒害了西方的神话和现实,人们提出了好几种理论。这些理论在主要方面各不相同,但都试图解释那种一向被冠之以“前父系”、母系或仅仅古代“原始”的文明,如何转向建构人类社会的另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人们所注重的首要社会组织原则就是恐惧甚或强力支撑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是从人类中的一半即男性被摆在另一半即女性之上开始的。
有一种解释曾经流行一时。这种解释是,当男子发现繁殖生命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时。也就是说,当他们发现性交、妊娠和生育是相连的,他们自己也是亲本时——他们就开始疯狂地践踏妇女。不仅如此,男人们一旦发现了父权,就一把握住了世俗的和精神的权力,从此(仍用我以前作品中用过的形象)他们再也不让这种权力与圣杯给予生命的力量有任何关系,而是将其与导致死亡的剑的力量联系起来。
这一理论暗含着几种观点。一是男人总爱寻衅施暴,总要出去征服和奴役一切体力上的弱者,除非有强力或恐惧约束他们——在男女问题上,这种约束就是男人对妇女神奇的生殖力的恐惧。另一种观点则是,对父权的觉悟没有增加男女间伙伴和爱慕的感觉,反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男人在性上践踏妇女,以便保护——用社会生物学家的话来说——男人的“亲本投资”。
按照这种理论,我们就得承认人性(或至少人类中男性这一半的本性)本来就肮脏粗俗。对史前艺术中明显地将女性和男性连在一起的性形象,也只好视而不见。我们甚至还必须无视那些能够证明女神崇拜的农业社会中所存在的许多证据,这些社会远在向男性统治秩序发生变迁之前就饲养猪牛羊,以补充食物,因此,那时的人们显然懂得男性和女性在生殖中都有重要作用。如今,关于男性统治的“发现父权”说已经遭到学者们的普遍反对。然而,仍然有一些学者坚持男性统治、战争、专制甚至奴隶制,都是文化和技术进步所不可避免的后果。也就是说,这是我们为了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观点简单地以社会和文化进化的“高级阶段”,来解释社会向统治关系的社会结构——甚至更具体地指雄性或男性统治的社会——的转变。其实,它的起点是靠不住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湖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学术界引起激烈争论的所谓社会文化起源的母系学派。
有些著作,比如JJ巴霍芬(J.J.Bachofen)的《神话、宗教和母权),以及路易斯·H.摩尔根(Louis H.Morgan)的《易洛魁联盟》,之所以至今没有被人忘却,只是因为这些著作早在19世纪就指出,神话和考古发现说明曾有一个时代,妇女的性不受男子控制,血缘关系顺着母亲追溯,创造世界的是女神而不是男神——这种观点那时就使得、现在仍然使正统科学界的许多人士勃然大怒。但是,这些著作中也有许多认为父权制虽然不总是自然甚或神赋的人类准则,但高级文明的发展要求人类朝着向男性统治的社会形态转变。可笑然而并不奇怪的是,这种观点一而不是关于远古主要以母亲为中心的文明的资料一最终竟然被知识界拿来当作知识教给我们。直到如今,知识界自己也在各种矛盾的“证据”中徘徊,高唱着统治关系社会组织不可避免的高调。
这种观点本质上是结构主义社会学理论所强调的这种理论至今仍在西方许多大学中讲授。这种理论认为,社会制度进化得越复杂、越发达,就越发在结构上需要统治等级。人们普遍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观点,并把它当作共产主义原则代代相传。
例如,社会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共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and the State))(发表于马克思逝世不久)中写道,“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姻制度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但是,就连与马克思一道勇敢地反对多重剥削制度的恩格斯,也为他所说的那种不公平、片面性和男性强加于女性的“一夫一妻制”(其实只是对女子而言)婚姻欢呼,认为这是“伟大的历史的进步”。因为照他提出的“进化阶段”历史观,一夫一妻制婚姻标志着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
就连女权主义学者也未能摆脱这种矛盾的“解释”。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她的《第二性》被公认为是揭示妇女不平等地位的里程碑。然而,就是在这部著作中,波伏瓦在不同的阵营之间摇摆不定。她一会儿说妇女历来对男人百依百顺;一会儿又说历史上确实发生过意识形态和社会的大变迁,即她定义为由母系制度向父系制度的过渡——然而,这是文明进步所必需的。不仅如此,她也未能摆脱当时(20世纪40年代)学术界的偏见,认为父系制度优于母系制度,对母系制度及所谓女性行为和价值观不屑一顾,甚至说“女人的贬值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必然阶段”。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经典著作中大量的自相矛盾之处(在其他方面又是革命的),就是要指出不仅仅是男子内化了这些偏见。显然,女学者和男学者们都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统治关系社会(男性统治、战争和强人统治的家庭和国家形式)是一种高级秩序——简直就是“文明的标志”。毫不奇怪,这种观念也影响了对考古证据的解释,这些证据本来说明导致史前向统治关系社会组织过渡的,不是不可避免的进步,而是游牧部落从地球干旱的偏远地带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作者/Riane Eisler | 节选自《神圣的欢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