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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关系在治疗中的核心作用（上）

责任编辑:psy898-念暖发布于2022-09-13 17:24 浏览次

　　心理导读：作为过去15年跨学科发展和神经生物学研究的结果，鲍比的核心思想已经扩展到一个更复杂的且与临床相关的模型。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任何发展理论及其相对应的治疗理论必须包括这些心理生物学发现，确切地说，与原初客体的早期情感上的交互如何影响心理结构的发展，即情感上依恋交流如何促进参与情感调节和自体调节的大脑系统的成熟。 ---www.psy898.com

依恋关系在治疗中的核心作用

　　在过去的十年里，依恋理论在其原初科学基础及其在临床工作中的应用上经历了很大的扩展。鲍比（Bowlby）最初的描述发生在一个行为主义时期，强调陌生情境和安全基地行为，然后让位于认知的主导地位，并强调依恋叙事和反思能力。我们认为，与鲍比整合人类发展的心理学和生物学模型的基本目标一致，目前对基于身体的情感性过程、相互调节、早期体验-依赖的大脑成熟、压力和非意识（nonconscious）的关系性交互的兴趣已经将依恋理论转变为调节理论。这种对以依恋和发展性改变为基础的右脑系统的强调，反过来又与心理治疗改变的临床模型创建了更深的联系，所有这些都与精神分析的理解相一致。现代依恋理论可以融入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核心。

　　依恋理论表面上看似简单：它假设生命早期阶段的真实关系以基本方式不可磨灭地塑造了我们的生存功能，而在生命的其余时间里，依恋过程是人类体验的核心。我们现在可以深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作为过去15年跨学科发展和神经生物学研究的结果，鲍比的核心思想已经扩展到一个更复杂的且与临床相关的模型。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任何发展理论及其相对应的治疗理论必须包括这些心理生物学发现，确切地说，与原初客体的早期情感上的交互如何影响心理结构的发展，即情感上依恋交流如何促进参与情感调节和自体调节的大脑系统的成熟。一个综合性跨学科理论的丰富复杂性现在包含了所有的基本要素，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理解和治疗自体及情感调节障碍。

　　鲍比（1969）最初的描述发生在行为主义时期，包括强调陌生情境和安全基地行为，然后让位于认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依恋叙事和反思能力。尽管有这些趋势，我们还是提醒读者安斯沃思（1969）对鲍比《开创性的依恋》一书的描述：“实际上，鲍比试图根据生物学的最新进展来更新精神分析理论”（第998页）。我们认为，根据鲍比整合人类发展的心理学和生物学概念的基本目标，目前的临床和实验重点是情感上基于身体的依恋过程如何在母婴二元体内非意识地相互调节，以及心理生物调谐和关系压力如何影响早期发展中的体验-依赖性大脑调节系统的成熟，已经将依恋理论转变为调节理论。

　　神经生物学的进步始于过去十年，也就是“大脑的十年”，刺激了经典依恋理论在过去10年的转变。1994年，Schore提供了大量已有的跨学科数据，提出依恋沟通对包括情绪处理、压力调节、自体-调节的右脑神经生物系统结构的发展，从而成为基于身体的内隐自体的功能性的起源。2000年，在重新出版《依恋》的导言中，Schore提出，“本质上，Bowlby第一本书的一个中心目标是证明可以在生物和心理领域之间组织一个丰富的相互对话”（第24页），并认为依恋理论强调情感的首要地位，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调节理论。这种理论与情感动力学的联系反映在Fonagy等人（2002年）的《情感调节、心智化和自体的发展》和Mikulincer等人（2003年）关于“依恋理论和情感调节”的工作中。事实上，Fonagy和Target（2002年）的结论是，“整个儿童发展就是自体-调节的增强”。

　　这一向情感和情感调节的理论转变，对将发展性理论转化为讲求实效的心理发病机制和心理治疗改变过程模型框架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最近十年，依恋理论的临床应用才得到广泛的阐述。早期依恋与最佳的情绪发展和病理性的情绪发展的神经生物学以及人格障碍的成因相联系（Schore 2001a，2002），与之并行，（如何）将理论与心理治疗模型联系起来的问题，可以通过将治疗聚焦在治疗联盟内被激活的右脑的不安全内在运作模式的情感动力的治疗上来阐明。在第七届John Bowlby年度讲座中，Schore（2001b）提出，共情的治疗师在充满情感的非意识移情－反移情关系中，调节患者的唤起状态的能力对临床效果是至关重要的。

　　现代依恋理论目前的提升表现在其基础理论概念的更新和深化，其临床相关性的增加，以及其与包括临床社会工作在内的其他学科（如精神分析、神经科学、精神病学、创伤学、儿科学）的联系的扩展。从一开始，依恋理论就与临床社会工作分享了一个共同的生物心理社会的视角。事实上，随着硕士教育质量的评估，临床社会工作本身正在经历一个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义（见本杂志2007年3月号）。我们同意Simpson等人的主张（2007），认为临床专业化从根本上包括两个核心问题：情境中的人和关系。“情境中的人”取向不仅包括从婴儿期开始的非意识心理关系动力，还包括个体的生物学和躯体的因素，以及被内化的和情境中的社会／文化影响。这种临床社会工作的生物心理社会视角绝对符合现代依恋理论对主体间语境的潜意识心理生物学核心运作机制的阐述，即每个个体从中产生的大脑－心智－身体－环境关系矩阵。因此我们认为，个体发展源于婴儿和照顾者的大脑／心智／身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支持或威胁它的文化和环境中。

　　换句话说，依恋体验塑造了右脑的早期组织，右脑是人类潜意识的神经生物学核心（Schore 2003b）。长期以来，临床社会工作一直接受精神分析的概念，即日常生活中潜意识功能的重要性。事实上，治疗性干预也根植于这些同样的动力性关系过程。共情的社会工作者和来访之间的依恋关系的共同创造也被视为临床实践的本质，对个体的尊重是，而且一直是，最重要的。目前神经生物学支持的相互情感交流和调节的依恋原则的扩展,既解释了这种方法，也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合理性。因此，发展性变化的机制包括心理功能和结构的变化，不仅在早期，而且在随后所有的发展阶段。因此，现代依恋理论是一种符合当前心理动力学文献中关系性的主体间性趋势的调节理论，可以很容易地纳入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核心。

　　为此，在下文中，我们将参考临床社会工作的实践，概述现代依恋理论的总体概念。我们将首先概述潜意识相互调节在创建依恋关系中的核心作用，以及这对内隐自体发展的终身影响。然后，我们讨论了治疗联盟中以移情－反移情交互形式的内隐非语言交流的人际神经生物学。最后，我们对调节理论在临床专业技能模型中的应用提出了一些思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假设了对经典依恋理论、客体关系、自体和关系心理学的基本概念的熟知，并专注于将这些模型与它们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相结合，基于此我们最终得到一个相互贯通和包罗万象的理论。

　　发展性依恋交流的心理生物学核心：相互调节

　　人类生命第一年的基本任务是在婴儿和主要照顾者之间创建情感交流的安全依恋纽带。为了进入这种交流，母亲必须在心理生物学上适应婴儿以身体为基础的中枢和自主唤起的内部状态的动力性改变。在嵌入到相互凝视情景中的情感交流过程期间，心理生物学调谐敏感的照顾者评估婴儿唤醒的非语言表达，然后调节这些积极和消极的情感状态。依恋关系介导情绪的二元调节，其中母亲（主要照顾者）共同调节婴儿出生后发展着的中枢（CNS）和自主（ANS）神经系统。

　　在这个对话过程中，母亲在互动参与（engagement）期间越是能够调整她的活动水平以适应婴儿，她就越能够使得婴儿在非参与（disengagement）期间平复，并且她越能够注意到婴儿重新开始参与的线索，他们的互动就越同步。在情感同步的游戏情景中，两人处于情感共鸣，由此，富有活力的情感和积极状态放大了。在互动修复的时刻，已经失调的“足够好的”照顾者可以通过及时准确地重新调谐来调节婴儿的消极状态。创造积极唤起状态的情感同步的调节过程和调节消极唤起状态的共同修复是依恋及其相关情绪的基本组成部分，面对压力和新鲜感的韧性是依恋安全的最终指标。通过一系列的调谐、失调和重新调谐，婴儿成为一个人，实现“心理诞生”（Mahler等人，1975)。这种前语言的母体形成了初始自体的核心。

　　因此，情绪最初由他人调节，但是渡过了婴儿期，由于神经生理上的发展，情绪变得越来越自体-调节。这些适应能力是自体-调节的核心，即通过与他人的互动、相互关联的情境中的相互调节以及在没有他人的情况下、自主的情境中的自我调节来灵活调节情绪的心理生物状态的能力。依恋是儿童遗传编码的生物（气质上的）倾向和特定照顾者环境的结果，因此代表了有机体之间和有机体内部生物同步性的调节。

　　因此，非意识依恋动力学的基本作用是相互的心理生物学调节。根据Pipp和Harmon（1987）的说法，“可能是......我们和那些与我们有密切关系的人有着生物学上的联系.....．二元体成员之间的内稳态调节是整个生命周期中所有亲密关系的一个牢固的方面。”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依恋代表了我们与他人社会生理联系的进化机制（Adler 2002），而非意识的内隐的相互调节是人类自体系统所有基本生存功能的核心策略（Schore 2003 a，b）。

　　这一原则在当前的大脑发展研究中得到了呼应，Ovtscharoff和Braun（2001年，第33页）报告说，“新生儿和母亲之间的二元互动.....．是发展中个体内部内稳态的调节器。”注意到与Kohut（1971）的主张相似，婴儿与母亲自体客体二元调节的互动使得他的内稳态平衡得以维持。此外，依恋调节的交互影响心理结构的发展，即它们促进大脑发展（Schore 1994）。Fonagy和Target（2005年，第334页）在最近的著作中得出结论，

　　如果依恋关系确实是大脑发展的主要组织者，正如许多人所接受和建议的那样（例如，Schore，1997,2003），那么依恋关系的决定因素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提供基本的安全（safety）（译者注：指身体上的）或安全感（security）（译者注：指心理上的）（Bowlby 1988）。

　　更具体地，在右脑功能回路的创建期间，母婴互动的调节功能充当突触连接发展和维持的基本促进剂（Henry 1993；Schore 1994；Sullivan和Gratton 2002）。越来越多的研究现在支持这样的观察，即负责调节自主功能和更高认知过程的右侧化边缘区参与“社交纽带的形成”，并且是“支持人类社交网络回路的一部分”，并且“强大且持续的优势右脑出现在出生后”（Allman等人，2005年，第367页）。

　　由于在后来形成语言外显系统之前，内隐依恋调节功能在发展中非常早地成熟，Schore（1994,2003a，b）已经关注了早期成熟右半球的独特运作（Chiron等人，1997）。从婴儿期到后来的所有生命阶段，这种早期演化的右侧化系统集中参与内隐式过程和控制支持生存，并使有机体能够应对压力和挑战的重要功能。因此，他提出，在前语言发展阶段进化的右脑的内隐自体-系统代表了动力潜意识的生物学基础（Schore 2002）。现在神经科学的研究报告说，这个早熟的右半球核心地参与“保持一个连贯的、连续的和统一的（译者注：coherent（内外一致）, continuous（个人叙事不断裂） and unified（完整非破碎的））自体感觉”（Devinsky 2000），和右前额叶过程，即连接“个体与自体-图式下的在情感上的重要体验和记忆的过程，是将自体感觉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Miller等人，2001)。通过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Buchheim等人（2006）报告说，成人依恋投射激活右下前额叶皮层，该区域参与“情绪调节中的控制过程”。

　　（作者/Judith R．Schore Allan．N.Schore| 翻译/闫玉洁 | 来源/心理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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